當你拿到一款所謂從歐洲代購回來的奢侈品包包時，可能從商品、包裝、票據到物流單等都是假的。這些看似同樣的款式和材質、堪比正品做工的高仿品，實際價格或許只有正品價格的十分之一。
第一財經記者近期實地調研并多方采訪后了解到，奢侈品品牌及其附加內容帶來的旺盛消費需求使不少商家看到以正品十分之一的低價采購高仿奢侈品，再以正品八、九折的價格賣出去可獲利潤極高，這也促使制假售假產業(yè)鏈日趨成熟。隨著高仿奢侈品充斥市場，也讓假代購行業(yè)興起，高仿品配合各類假票據以及物流配送，可以使一切看起都仿佛是從境外買回了高端商品，而其中的灰色利潤高到難以想象。
另一方面，相關處罰量刑比率低下等因素，導致假冒奢侈品“斬草難除根、春風吹又生”，造假售假與查假打假在長期交鋒。
從義烏到廣州
幾乎沒有在義烏買不到的小商品，印象中人潮涌動的義烏小商品城，如今實際上并沒有想象中的熱鬧與繁榮。
5月的一天，第一財經記者上午9點半走進主營箱包皮具的商貿城3區(qū)時，幾乎看不到什么人。商貿城內部縱橫交錯的通道兩邊商鋪林立，大的一間不超過15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左右，店主基本都是對接箱包皮具的生產廠家。接近上午11點時，商貿城內人依然不多。
來到義烏4年，在淘寶、拼多多等電商平臺上開了5家網店的鄭大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網店經營者來說，商貿城的貨價格還是偏高，網店業(yè)主熟悉行業(yè)規(guī)則后基本上都會從廠家直接拿貨，一些依然從商貿城進貨的人，建立關系后也很少來現場采購，大多是店主從商貿城或工廠直接發(fā)貨。
第一財經記者走訪了整個箱包皮具區(qū)，并未發(fā)現有奢侈品高仿的身影，能稱得上仿品的，是造型、款式、顏色類似，但材料、做工相差甚遠的箱包。更有不少款式相近，只印著奢侈品品牌LOGO標志，但LOGO形狀還稍有區(qū)別的箱包。
在一家箱包店里，第一財經記者向店主魏芳詢問店中擺出的一只有LV元素的包，對方表示僅供批發(fā)，35元一只，一件(120只)起售。“我們能擺出來賣的就是這種，不是奢侈品高仿，只是看著像，用一些老花等比較經典的元素，包看起來檔次會高一些。”魏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商貿城里做的就是普通的小商品貿易，有些商家想仿，款式、LOGO也會做得不太一樣。
在另一家街邊小店內，記者看到店主正在推銷GUCCI仿品包，乍一看，外觀和條紋都非常像正品，但仔細查看后，會發(fā)現拉鏈、內袋等細節(jié)處理得比較粗糙。店主表示，不同做工的包和皮夾有不同價位，從數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一家銷售外貿箱包的店主于齊悄悄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如果要找高仿奢侈品貨源，自己可以幫忙牽線，大部分高仿奢侈品都是從廣州那邊來的，自己舅舅一家就是干這行的。
目光轉向千里之外，廣州市城北的三元里，這里是廣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要道之一，匯聚著近30家大型皮具專業(yè)市場。大量的皮具從這里出發(fā)，發(fā)往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個角落。一年的皮具貿易交易額達400億元。車水馬龍之中，這里還隱藏著一個龐大的高仿奢侈品交易市場。
幾年前，電影《碟中諜》的上映，帶火了PRADA“殺手包”。因搶購不到該款包，冰琪決定轉戰(zhàn)高仿奢侈品市場。于是，她托廣州的朋友幫她在三元里入手這款高仿皮包。最后以不到正品十分之一的價格買到了一只高仿包，與正品并無明顯差異。
小馬是三元里高仿皮具眾多拉客仔中的一員。小馬每天的行程，就是游走于三元里的各個地鐵口或天橋，派發(fā)宣傳卡片，負責把客人拉到各個高仿皮具銷售點。跟著小馬的步伐，第一財經記者來到距離三元里地鐵站A出口一公里左右的一排老居民樓處。樓下各種門店云集，門口三五成群坐著人。從人群中穿過時，會不自覺感到各種掃描一樣的眼光向你“刷刷”投來，仿佛置身于上世紀90年代的警匪片現場。
“這是我們布下的‘眼線’，最近查得太嚴了。如果對方來者不善，我們一眼可以識出。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這些人會馬上知會后方工作人員。除非有我們的人陪同，不然這里不會有人給你開門。就算是熟客，自己單獨前來，也不會有人給你開門。”小馬坦承。
小馬終于在一棟五六層高、樓齡30年左右的老式居民樓停下來，樓下大鐵門緊閉。小馬按下門鈴之后，鐵門打開了，出來幾個工作人員，他們警惕地掃了一眼周圍后才放行。沿樓梯往上，每個樓道里，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員蹲守著。經過重重鐵門后，記者來到一間銷售高仿皮具的房間，房門口同樣有幾個工作人員把守著。進去后，房間大門立刻在身后關上了。一間不到100平方米的屋子里，琳瑯滿目地陳列著LV、GUCCI、Dior等各大奢侈品牌的高仿皮包。房間分成了幾個隔間，每個隔間的產品有不同價位。
“現在的客人太挑了，都想買好的，所以太低級的高仿我們不做了。”銷售人員介紹道。
除皮具之外，這座居民大樓里還同時銷售高仿的飾品、香水、衣服等，這些產品分布在不同房間或不同樓層。每到一處，里里外外的門口，都有人把守著。相比“簡單粗暴”的義烏，這里的商品可謂是仿品中的“戰(zhàn)斗機”。
制假、銷假利益鏈
有需才有供，這樣龐大的高仿奢侈品市場背后，首先是有大量的客源。第一財經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一般高仿奢侈品的買家有幾類人：一種是代購;一種是想要買正品卻實際上買到高仿品的人;還有一種則是明確想買高仿品的人。
長年累月下，小馬手里累積了大批客戶的名單。這些客戶里，有代購、實體店主等，來自世界各地。“有些代購，他們確實是有到境外采購奢侈品，但寄給客戶的不一定都是正品，我接觸了不少這樣的代購。”小馬介紹道。
有了需求，自然有廠家生產高仿品。第一財經記者在三元里看到房間里陳列的包從材料、做工到配件，看起來與正品似乎并無差異。在這里，只要花上正品十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淘上一款跟正品看似一模一樣的商品。
“我們這里有客人拿貨回去，當正品去賣，沒人能辨得出來。我們這些產品，都是老板去境外買的正品，回來拆解后，按1：1比例仿制出來的。”三元里一名生意人介紹稱，“一旦正品有新款出來，這里幾天內就可以仿制出來，在這里購買的產品，如果發(fā)生質量問題都能過來維修，我們有提供售后服務。”
李莉銷售各類高仿品多年，她很直接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做這行得產銷一體化發(fā)展，從合作工廠到銷售都是無縫連接的。“這些工廠本身就是專業(yè)制作箱包、服飾的，有些甚至就是給知名品牌做代工，因此技術是過硬的。如果你要做高仿奢侈品，無論是包還是服飾等，都可以做，但做得到底有多少分像，就看你愿意花多少成本。比如一款名牌風衣，你要低成本做則衣料和做工都比較差，且細節(jié)會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多花些成本，則布料和正品一致，還會在紐扣等細節(jié)和做工方面接近正品;如果你再多花些成本，則工廠可以專門為你開模、打板，做出和正品幾乎一樣的產品。”李莉如是說。
于齊給第一財經記者舉了個例子，一個正品售價2萬元的包，高仿包一般分三個等級：原款、原單和頂級高仿。原款包用的是接近正品的材料和配件，每個包的拿貨價為500元左右;原單包用的是從正品代工廠收購的剩余材料、配件，與正品包材質完全一樣，拿貨價在900元左右;而頂級高仿包，除了用的材料、配件好，做工比正品還好，拿貨價在1500元～2000元之間，不是做這行的人絕對分辨不出來。也就是說，花正品十分之一的價格，就能買到與正品同款、同質甚至質量更好的包，從性價比來看，這似乎是個完美的選擇。
這一點在李莉這里也得到印證，其最熱銷的是幾個經典款LV包，高仿品的價格基本維持在正品價格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一款1.4萬元的LV包，高仿品價格是1500元。而李莉向工廠的拿貨價不到1000元，因此作為銷售者，其利潤率近100%。
于齊透露，高仿包里仿得最多的三個品牌就是香奈兒、GUCCI和LV，這三個是老牌奢侈品的代表，經典款一直賣得很好，做經典款高仿就能有豐厚的利潤，一些相對小眾的奢侈品牌就做得比較少，而愛馬仕是大牌奢侈包中高仿最少的。“因為正品愛馬仕包單價太高，最便宜的也要好幾萬，采購正品回來開模的成本較高，且愛馬仕高仿包拿貨價最便宜一個也要好幾千，買的人少。”于齊說道。
代購和物流的套路
制高仿品的工廠是利益鏈的第一個獲益者，一名高仿包銷售人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廠家制作一款高仿品，利潤空間約在20%～30%之間，利潤的重頭在渠道。比如中間銷售商則依靠正品十分之一的價格銷售高仿品，但因拿貨價更低，其可獲約100%的利潤率。接下來在購買者中，除了購買自用的消費者，還有一類人群即代購，其也是獲利者。
購買正品的代購者一般獲10%左右的傭金收益，比如在歐美留學或生活的人。“我們保證買到的都是正品。比如一款1.2萬元的LV包，正品在法國含稅價是8000元左右，我們在當地不能退稅，我會加價10%作為傭金，即以8800元價格賣給中國國內消費者，消費者還是劃算的。”在歐洲留學的何美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與何美婷這類正品代購者不同的是高仿品代購者，他們通過上述工廠或中間商以正品十分之一的價格拿到高仿品，再當作從海外代購回來的正品賣給消費者。第一財經記者從代購圈了解到，比如上述一款1.2萬元的LV包，高仿品的價格在1200元左右，代購買入高仿品后再以約9000元價格假裝是正品出售給消費者，該代購者的利潤率高達650%。即真品代購者賺取10%左右的傭金，而高仿品代購者的獲利是翻數倍的。
有代購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有些代購可能常在朋友圈曬他們已去到海外哪些地方采購了，但未必都是真的。“國內有些地方可以提供場景模擬，專為代購服務。比如你看到有代購在國外專柜購物的場景，很可能他們是在國內某個地方錄制的。”上述代購人士還透露，代購會以假亂真，最主要還是希望獲得更高收益，畢竟出國一趟，成本較高，又不能一次帶很多，不然會引起海關注意。萬一被查就損失慘重了。所以若一些代購出貨量很大的話，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當然，高仿品代購也是一門技術活兒，除了產品要高度逼真之外，相關的票據、物流和后續(xù)處理都必須非常到位。
小馬引薦的工作人員稱，買下產品后，需要相關的發(fā)票證明，可以到樓下指定地方去購買，有全套的發(fā)票、POS機單、物流單據等。
在購得一款高仿GUCCI包后，在小馬的指引下，第一財經記者來到銷售發(fā)票的門店。這里除了銷售發(fā)票，還同時銷售皮具包裝盒子。只要花上3元，就可以購得一份票據。這份票據涵蓋產品小票、發(fā)票、刷卡票據，而產品的金額，可以自行決定。發(fā)票上的二維碼，甚至可以追溯到是在境外哪些專柜店購買的。
“沒有人會拿這個票據驗證的，一來專柜的人不會給你驗，二來這個驗證的成本太高了。如果萬一發(fā)生退貨，那就退款好了，不要引發(fā)糾紛，畢竟退貨率很低。”銷售票據的老板說道。
整個環(huán)節(jié)中，物流必不可少。代購者將貨品在線銷售后，再到“代收點”充當中介攬收發(fā)運，形成的一個復雜的灰色產業(yè)鏈。這里所說的“代收點”，主要負責把假貨匯總后運輸出去，且制造虛假路由信息。很多“代收點”本身也是長期從事跨境電商生意的公司，所以其手中既有真貨，也有假貨，物流單號和物流路徑在真假貨之間的轉換也由其掌控。當然，“代收點”中也包括有些做了快遞公司在當地的“加盟代理”。
第一財經記者與多家快遞企業(yè)和相關業(yè)內人士交流后了解到，如果能獲得美國網點的單號，然后再用美國網點的代碼登錄掃描設備，就可被實現為是美國的站點做了掃描操作。所謂快遞單號，就像每個人的身份證號一樣，每個快遞單號都對應著某一區(qū)域的某個快遞網點的包裹，快遞員收到快遞包裹及之后的分揀和運輸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要通過掃描設備掃碼單號，以形成明確的物流路徑。
為讓消費者更加信以為真，部分“代收點”甚至還會偽造國外快遞查詢網站，輸入所謂的快遞單號就能顯示物流路徑信息，即快遞可以“看起來”是從美國、澳大利亞、歐洲等任何地區(qū)發(fā)出的。有更膽大的“代收點”，冒充快遞網點參與造假，通過購買國外的“快遞單號”提供 “異地上線”服務，偽造快遞查詢網站，然后國內物流部分交由真正的快遞公司遞送。
在中國，除了中國郵政和順豐，大多數壯大起來的快遞企業(yè)都是通過加盟制迅速擴張，在這些快遞企業(yè)中，總部是把運單預收費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加盟商每收一單快件，就要向總部繳納1元或更多的運單費。加盟商數量越多，遞送量越大，總部銷售的運單就越多，獲得的收入也就越多。此外，各地網點如果需要總部投建的轉運中心進行中轉分撥，還會繳納一定的中轉分撥費用。
這樣的發(fā)展模式，也導致一些加盟商甚至旗下的承包商，為獲更多利益，與造假商家聯手，幫助其提供虛假快遞路由信息，獲取利潤的分成，畢竟現在國內快遞業(yè)還處于價格戰(zhàn)階段，很多加盟網點單靠收送快遞根本不賺錢。
查處實刑率低，打而不絕
“生意最紅火的時候是前幾年，這幾年冷清了不少，主要是相關查處越來越嚴了。生意不好做，一旦風聲緊，我們當天就不做生意了。”一名高仿包銷售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對制作高仿奢侈品的廠家來說，最核心的機密莫過于工廠地址，大多數制假廠家被查處，都是因為不慎泄露了工廠地址。一旦被查到，最大的損失就是制作機器和罰款。
“制作高仿包特別是頂級高仿的機器，都是從國外進口來的，一臺就要1000多萬元，一旦被抓到損失巨大。”一家銷售外貿箱包的店主于齊表示，罰款也不是按照高仿產品的售價來罰，而是按正品的售價來處罰，“舅舅的一個朋友也是做這行的，去年被查到了，倉庫里面還有一批沒出貨的LV包，光是高仿包的罰款就罰了2億。”
對奢侈品制假售假日益嚴厲的查處，導致高仿行業(yè)風聲日緊，現在不管下多大單子的客戶，于齊的舅舅再也不會將人領到工廠去看貨了，甚至連白云皮具城的展示店不是熟客也絕不帶進去，寧可每次給客人發(fā)產品圖片，確定購買意向并付款后，隨機選擇一個地方交貨或直接快遞發(fā)貨。
奢侈品制假售假者的謹慎背后，是行業(yè)查假打假技術、行動和力度的不斷升級。
有20余年打假經驗的LV大中華區(qū)及蒙古國知識產權部刑事保護執(zhí)行總監(jiān)玄慈，就常年奔走在查假打假的路上。1999年，玄慈與義烏警方一起辦了她經手的第一個涉及造假的刑事案件，該案件涉及13個制假窩點。
多年來，玄慈見證了打假從最初行政部門參與執(zhí)法為主，到現在多方合作、技術賦能的發(fā)展歷程，也見證了制假售假者的形式多變、花樣百出。不少高仿品生產廠家只是在網上接訂單后直接郵寄，根本沒有存貨?，F場查不到足夠立案的存貨，對傳統(tǒng)線下打假是巨大的挑戰(zhàn)。如何確認電子證據，進行電子取證并認定涉事者犯罪，一度成為奢侈品品牌方和警方的新課題。
最近幾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獲多個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發(fā)覺得打假早已不是哪一個機構的事了。打假不能只刪除售假鏈接，還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鏈條，端掉制假窩點，斬草除根。但要做到最后這一點，非常難。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成立。2017年，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升級”，阿里巴巴打假聯盟(AACA)成立。
盡管如此，依然不斷有造假者換個地方重操舊業(yè)。隨著警方對廣州等造假重災區(qū)打擊力度的不斷加大，一些造假者選擇了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2017年年初，LV收到線報稱湖南永州發(fā)現一家假冒品牌商標的皮料生產工廠，玄慈隨即聯合警方及阿里打假特戰(zhàn)隊展開了行動。永州警方抓獲1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獲350多卷LV、GUCCI皮料，11只LV印花滾筒，涉案金額高達2.16億元。
“一卷400碼的皮料生產的假包能給制假者帶來上千萬元的暴利。”玄慈表示，每碼皮料可生產3個手提包或10多個錢包，換算下來，這次被查獲的皮革可生產數萬個LV假包。
多年的打假經歷讓玄慈意識到，巨額罰款和實刑的意義更大，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實刑率不高現象，對制假售假者的震懾實在有限。
阿里巴巴2017年的打假數據顯示：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疑似制售假線索，執(zhí)法機關接收1910條，已進行刑事打擊的有740條。
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確認已有相關刑事判決結果的有63例，這些案件的平均辦案時長約344天，共判決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緩刑，實刑率僅19%。被查處后重操舊業(yè)的，往往也是這些被判緩刑的人。
“必須要完善法律法規(guī)，對線下假貨生產源頭進行圍剿，全社會共同推動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懲罰性賠償，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才能徹底遏制假貨問題。”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如是說。
(第一財經記者王海對本文亦有貢獻，應被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鄭大強、魏芳、于齊、冰琪、李莉、何美婷皆為化名)
